对人性和制度的拷问
2007-05-11 08: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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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良知和制度的拷问

[2007331日星期六]

对人性和制度的拷问

夏学銮

“年仅24岁的辽宁省大洼县农民工刘明明,在前不久发生的暴风雪中遭遇车祸,造成多处骨折。同行者为救他的性命,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却屡遭冷遇,刘明明最终命丧狂风暴雪之中。”

新华社记者董践真的这则报导像电闪雷鸣,震憾着转型期中国人冷漠的心灵,刺激着转型期中国制度麻木的神经。12次下跪求救无效而导致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这一事件不仅是对国人良知的鞭笞,而且是对中国紧急救援体系的拷问。因为,显然夺去刘明明生命的不是狂风暴雪,而是冷漠的人心和麻木的制度。

在这场事件中,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12次的下跪求救,12次的生命呐喊!在当事人屈尊乞求对方引出援手的情况下仍然无动于衷,这哪里还有一点慈善之心!虽然在故事的结尾有了良知的回应,但毕竟为时已晚。正是这冷漠人心和麻木制度的综合交互作用使得本来不该发生的悲剧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事件发生后,刘明明的同事立即就打120110求救,但这两个紧急求助机构却因各种理由而互相推诿,对生命求救置若罔闻,耽误了救助的最佳时机;对道路旁红房内打更老汉的求助虽为“病重乱投医”之举,但开门与不开门仍然显示出人品的高下;加油站业主不允许伤者进屋的极端自保行为,致使伤者遭遇天寒和心寒的双重袭击,如雪上加霜,寒气彻骨;

“丰田霸道”上穿警服的人员原本是可以创造奇迹的,但是他们的救人举动浅尝辄止,不久即暴露出官体位的霸道本性;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警车绕道而行、120见死不救、小诊所的人把伤者从屋里拽出----远远超出人们对人心冷漠的叹息而径直变成对制度麻木的愤怒。因为这些都是救人危难的公共服务设施。

警车和120在此时的出现无异于遇到了救星。但当他们跪在前面求救的时候,警车却绕道而行。难道此车上的人丧失了人性或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难道此车在危机发生时刻竟然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作为一个紧急救援工具,120在紧急时刻又“救援”了谁呢?小诊所的医疗条件有限,但是他们不仅不进行在条件许可下的照顾,伤者径直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且在怕担责任的私心下把伤者从屋里拽出,弄得伤者遍体鳞伤,鲜血直流,进一步加剧了伤者的死亡……,好在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已有忏悔之意。

需要反省的人很多,但是最需要反省的还是中国的紧急救援体系。自2003SARS肆虐以来,各级政府要求建立应急救援体系的呼声很高。但是,从刘明明事件上看,中国应急救援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人们并没有发现任何有组织的救援行动。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紧急救援体系?我们需要一个一有紧急情况就能马上出动进行救援的体系,这样的体系由其概念子系统、组织子系统、器具子系统和象征子系统组成。概念子系统界定紧急救援体系的价值目标,是其方向导航系统;组织子系统代表着紧急救援体系的组织实体,是其行动执行系统;器具子系统承载着紧急救援体系的物质设备,是其物质运转系统;象征子系统镶嵌着紧急救援体系的理想信念,是其文化标识系统。

我们的紧急救援体系应该是全心全意为社会大众提供全天候服务的机构,它应该是一种完全军事化的行动团队,有求必应,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它是处理紧急情况和地区危机的别动队,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单位在危机和紧急时刻私自调动它行个人之便、保小我之利、卫一己之私,违者应受到严厉惩罚。

我们的紧急救援体系应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权威分层体系,它实行军事化、科层化管理,组织分科,职能分级,权责明确,层层负责。要培养职员勇敢、坚毅的意志品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干精神和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职业伦理。要特别注意培养领导和职员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团队精神,把紧急救援体系建设成打不烂、拖不垮的战斗团队。

我们的紧急救援体系应该配备种类齐全的现代化物质装备,包括越野汽车、航海快艇、直升飞机、现代通讯设施和各种个体救生工具。在刘明明事件中,我们看到当地政府不仅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紧急救援体系,而且政府对现有资源也没有充分的调动,政府只要派一架直升飞机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政府机关除了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外,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农民工的死活。

我们的紧急救援体系还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文化标识,即CIS系统。这套系统对内可增加职员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内聚力,对外可树立紧急救援系统的社会形象,树立社会认同和社会权威。危难中的人们看到这个标识就看到了希望,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套标识也是一种社会宣传和社会动员。(此文发表于2007年《中囯减灾》第四期,2007511831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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