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墨染效应,让国民心理健康起来
2007-05-12 07: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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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墨染效应,让国民心理阳光起来

夏学銮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一个个女贪官纷纷落马,这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在这些好事中总是夹杂着一些不严肃、不和谐的音符。一些媒体不去认真总结女贪官的贪汚腐败行为对社会的经验教训和对人生的启迪意义,却总爱在这些女贪官的发迹原因上大做文章,不管有影没影,先给她戴上一个“以色谋权”的帽子再说,把严肃的反腐败政治斗争庸俗化、色情化。

请看“湖北枣阳原市长打赢‘女张二江’名誉侵权官司”这篇报导。因涉嫌受贿,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在受审但未做出判决之前,武汉某报便发表了“收受贿赂8万元,人称‘女张二江’”和“与多位男性有染霸占司机长达6年,枣阳有个‘女张二江’”两篇定性文章。在监狱服刑的尹冬桂委托其丈夫把该报告上法庭。2004424日,这宗名誉侵权案一审判决称,武汉某报严重侵犯了尹冬桂的人格权利,判令该报赔偿尹冬桂精神抚慰金20万元。

再看看另一位女贪官尚军的遭遇。女贪官尚军刚被立案审查,许多报纸和网站就对一篇题为《女厅官以色谋权终成空》的文章进行热炒。该文不是把报道的重点放在这位女贪官违法乱纪所带来的警示和教训上,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尚军是如何"以色谋权"、步步高升的。文中有不少"下流"细节,不仅有"勾引""引诱"技术的描写,而且还有不少直接的对白,目的就在于吸引受众的眼球。事实证明,这是另一起“墙倒众人推”、任意往倒霉之人身上拨脏水的报导。现已查明,尚军的升迁与“以色谋权”没有关系。尚军已委托其家人,追究这篇造谣生事、诋毁其人格尊严的文章的法律责任。
鲁迅先生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1从鲁迅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一见到女贪官就立刻想到性交易这种联想不是偶然的,这早已成为某些国人的思维定势。不过,这种关于性的思维定势,除了因为一些国人在性方面的想象力特别发达外,还源于一些人以墨染效应为基础的阴暗心理。

墨染效应是光环效应的对立面,两者都是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所不同的,后者是对一个人正面特质的放大,而前者则是对一个人负面特质的放大。光环效应就是从一个人的某一优点出发,推论这个人只有优点而没有缺点的心理效果,即所谓“一好遮百丑”;墨染效应则与之相反,它是从一个人的某一缺点出发,推论这个人只有缺点而没有优点的心理效果,即所谓“一罪定终身”。这两种心理效应都不是对事物本质的客观反应,而只不过是认知者的主观标定,而这种主观标定折射出来的往往是标定者思想境界的高低。

有一则关于苏东坡和佛印禅师聊天的故事,彰显出两人境界的不问。有一天,苏东坡到佛印禅师处聊天,两人均盘腿而坐,聊到兴致处,苏东坡突然向佛印禅师发问:“你看我现在像什么?”佛印禅师脱口而出:“我看你像一尊佛。”苏东坡却笑着对佛印禅师说:“我看你像一堆牛屎。”佛印禅师笑笑,没有说什么。苏东坡以为他胜利了,回家后沾沾自喜地和他妹妹苏小妹谈起了这件事。她妹妹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是佛一样的境界,所以看你像一尊佛,而你的心态像一堆牛屎一样,看禅师当然也就像一堆牛屎了。”苏东坡听后顿时面红耳赤。

人的心态不一样,决定了人们看问题的观察视角和价值取向也不一样。心态积极的人往往倾向于正面归因,而心态消极的人往往则倾向于负面归因。中国人,从鲁迅笔下的阿Q,到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都是擅于负面归因的人。转型期的社会环境加剧了中国人的负面归因倾向。诚如笔者在拙著《转型期的中国人》中所说:“社会结构转型就像一场核裂变:一方面它释放出无比巨大的热能,推动社会前进;另一方面它也释放出大量的破坏性力量,它把人性中最疯狂、最丑陋的欲望释放了出来,使人类丧失理性,以至于假冒伪劣,杀人越货,卖淫吸毒,腐化堕落,软、硬、刁、憨、精,撇、骗、拐、拉、坑的功夫全都派出了用场,使中国似乎变成了展示人类兽性的角斗场。”1

这就是说,转型期的不良社会环境使中国人的心态变得更加险恶、更加阴暗,连最起码的人际信任和人道主义都不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动物界赤裸裸的生存竞争关系。在这种世道人心下,出现“墙倒众人推”以至于“落井下石”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往往把这些社会失败者当作自己的个人猎物,认为是可以对他()们进行任意宰割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社会本位和法治意识的淡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江湖意识和个人恩怨的强烈。那些成为媒体记者猎物并被任意蹂躏的对象,往往是这些“无冕之王”的替罪羊,他们把自己的一些念头或经历投射到这个替罪羊身上,于是就有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他()人的推测,就有对他()人人格尊严和个人名誉严霜刀剑似的伤害。

拿破仑在谈到记者时曾经这样说:“一个记者是一个发牢骚者,一个非难者,一个劝告给予者,一个君主摄政者,一个民族导师。四个有敌意的记者比一千把挂在枪上的刺刀更让人害怕。”2这就是说,记者是一把双刃剑,他可能是一把正义之剑,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冲锋;他也可能成为一把邪恶之剑,沦为暴政的工具。二者的分野就在于记者的人格操守和职业道德。

这里涉及到一个敏感而又严肃的话题,即如何对待犯人和犯人有无人格尊严的问题。犯人也是人,当然也有其人格尊严。犯人的人格尊严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在实际的场合,由于人性中的固有弱点,虐待犯人的现象时有发生。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看守”和“囚犯”的装扮研究发现,监狱条件会歪曲和改变原本正常人的行为,导致人性的堕落和暴力行为,即使在装扮的条件下也是如此。一些媒体记者和女贪官的关系,正像监狱看守和囚犯的关系一样。虽然媒体记者不是女贪官真正看守,但是只要他们把女贪官看作是自己的个人猎物,实际虐待过程就开始发生了,而不管是否在监狱的条件下。

这种墨染效应还表现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态度上,人们一般都把他们称作“刑满释放犯”。既然已经改造好了,释放了,回归社会了,为什么还给人家留一个让人永远摆脱不掉的消极身份标定?过去有一段时间,对那些被划为右派后来摘掉帽子的人用“摘帽右派”来称呼人家,同样是对这些人人格不尊重的表现。这种极左的思潮在十年动乱那个非常时期发展到顶峰。当时盛行的口号是,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不仅要打翻在地,而且要再踏上十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并果断地纠正了这种左倾错误,提出了“给出路的政策”。他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列宁说:“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3不要采取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人吃五谷杂粮,那有不犯错误的呢?在这里关键要区分是君子的一时之失,还是小人的故意之恶。即使对那些贪官和罪犯,也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敏感细微的人文情怀,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回归改造和重新做人。远离负面归因和墨染效应,是让国人心理阳光起来的重要心理机制;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是突破一看到女贪官就想到色情交易思维惯性的社会机制。只要社会上人人心里多一些阳光,少一些阴霾,那么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就会多一些信任,多一些友爱,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有和谐的阳光心理作为坚实的思想基础。(此稿件为2006年第22期《人民论坛》发表的“和谐社会需要国民健康心理”原文)



1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选自《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 夏学銮:《转型期的中国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 Napoleon I, quoted from 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Dictionaries(twentith edition)1986, Ottenheimer Publishers Inc., U.S.A

3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选自《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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